香港式拆遷的啟示：推土機與鮮花並存

　　在香港160個(ge) 由政府興(xing) 建的公共屋邨中，牛頭角上邨顯得與(yu) 眾(zhong) 不同。

　　這個(ge) 廉租房群落背山麵海，6幢高層住宅豪氣地盤踞著半個(ge) 山頭，為(wei) 近5000戶草根人家提供了租金低廉的住所。

　　自2009年夏天落成以來，它已經迎來了國內(nei) 外數十批訪問團體(ti) 。其中有海外建築專(zhuan) 家、台北市長，也有中國內(nei) 地城市規劃和住房建設部門的官員。但很少有人了解，在這個(ge) “示範屋邨”的背後，曾有過一場持續了9年的官民交道——先是拉鋸博弈，後是互動互信。

　　[注冊(ce) 香港公司好處]這裏的絕大多數居民，原本是鄰近的另一個(ge) 廉租房群落——牛頭角下邨的老住客。11年前，香港政府主導的浩浩蕩蕩的重建步伐，踏進了那個(ge) “修無可修”的老舊屋邨。7幢大樓將全部拆掉，上萬(wan) 名居民卻不願意服從(cong) 政府安排，離開自己生活了數十年的老地方。

　　在社工的幫助之下，一群居民凝聚起來，走進了政府大樓，與(yu) 政府溝通，表達意見。僵化的行政程序逐步鬆動，官方最終“順從(cong) 民意”，一群居民如願就近安置。

　　新舊更替之間，這些底層市民的家，僅(jin) 僅(jin) 挪動了10分鍾的路程，從(cong) 原本的牛頭角下邨，搬到了上邨。

　　“重建、搬遷、安置總是涉及一係列複雜的因素，很難盡善盡美。”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，當年手執決(jue) 策大權的香港房屋委員會(hui) (簡稱房委會(hui) )前主席鄭漢鈞表示，“但在這麽(me) 複雜的環境之下，能幫助市民解決(jue) 他們(men) 的問題，我感覺很安心，很安心。”

　　最難受的就是離別了，無論是離開一個(ge) 地方，還是離開人

　　牛頭角位於(yu) 香港九龍半島的東(dong) 部，因所處港灣酷似一隻牛角而得名。[瑞豐(feng) 注冊(ce) 香港公司]上世紀60年代，港英政府開始在這裏興(xing) 建成片的公共房屋。地勢偏遠的海邊地皮上，20多幢火柴盒一樣的中層建築拔地而起。為(wei) 了方便管理，政府將之分為(wei) 上邨和下邨，其中，下邨又劃為(wei) 一區和二區。

　　到了80年代末，一批早期公屋已漸漸老化。負責監管房屋政策的香港房委會(hui) 發起“整體(ti) 重建計劃”。推土機往前開動，50餘(yu) 個(ge) 老屋邨一個(ge) 接一個(ge) 地消失，住客四散，按照政府安排，分頭遷到不同的新屋邨。

　　直到推進到最後一個(ge) 屋邨——牛頭角，推土機突然碰到阻力。上邨與(yu) 下邨一區的老房子已經先後拆遷，二區的住客卻拒絕再一次重複政府的搬遷模式。

　　2001年1月8日，數十名居民來到香港立法會(hui) 前的皇後像廣場，向議員遞交信函，希望政府幫助他們(men) “原邨安置”。這些居民大多是白發蒼蒼的老人，他們(men) 在鐵欄杆上掛起一條黃色橫幅，上麵貼著他們(men) 用粉紅色A4紙拚貼而成的一句口號——“我有權利原邨安置”。

　　“年輕時我適應力很強的，但人老了，要搬到別的地方，我都不知道那是什麽(me) 環境，我都不敢想象了。”如今，坐在新家之中，78歲的何回憶著當初走上街頭的原因。他頭發花白稀疏，說起話來已經有些吃力。

　　1967年，何和妻子帶著兩(liang) 個(ge) 年幼的兒(er) 女搬進牛頭角下邨二區。早在1949年以前，這個(ge) 矮小瘦削的男子就獨自從(cong) 廣東(dong) 來到香港，憑著雙手製鞋謀生。

　　一年之後，當時才8歲的李達旋也跟著父母和兄長搬入下邨二區的另一幢樓房。這個(ge) 大家庭一家8口，父親(qin) 在街頭擺攤為(wei) 生，母親(qin) 在酒樓裏當洗碗工。

　　李達旋至今記得，牛頭角當時“一片荒蕪”。在他們(men) 的新家腳下，橫七豎八地躺著許多鐵皮工廠，不遠處是一個(ge) 製作醬油的大醬園，生活設施寥寥無幾，通往市區的公交線路隻有3條。

　　成千上萬(wan) 戶家庭陸陸續續填滿了“火柴盒”，這一片港灣才漸漸有了生氣和商機。一些居民在樓下擺起了小攤，賣蔬菜水果、香煙報紙，也有人開起了大排檔和茶餐廳。李達旋親(qin) 眼看著商鋪一間間增多，一片廠房變成了地鐵站，大醬園上蓋起高級私人公寓。

　　一轉眼，30多年過去了。

　　2000年前後，當拆遷的消息傳(chuan) 入下邨時，牛頭角已經成了一片旺地，與(yu) 居民相伴多年的廉租房則開始老化破損，房子牆壁滲水，石灰脫落，一些地方甚至鋼筋外露。香港政府迫切希望為(wei) 這片地方打造一個(ge) 全新的麵貌。

　　但眼看著上邨和下邨一區的老住客分頭搬到一些較偏遠的廉租房，李達旋卻不想再做一次“開荒牛”了。在這套老房子裏，他讀書(shu) ，戀愛，結婚成家。

　　何也步入了晚年。膝下的兒(er) 女一個(ge) 個(ge) 成人離家，他與(yu) 妻子退休在家，每天的日子就圍著熟悉的屋邨轉悠。那時在下邨二區，與(yu) 何一樣年逾六旬的老住客占了整體(ti) 居民的1/3，4500多戶人家中，超過1500戶是獨自居住的一老或兩(liang) 老。

　　何的鄰居，便是一個(ge) 獨居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記性不好，時常忘帶鑰匙就出門，幹脆把家裏的備用鑰匙放到何家。每次生病了，年邁的她還要拜托何打電話到醫院預約門診。

　　老屋邨裏，相識幾十年的鄰居早已成了朋友。推開家門，那條百米長的走廊就是樓裏最熱鬧的地方。在水泥地的過道上，李達旋曾與(yu) 小夥(huo) 伴追逐打鬧，放幾隻拖鞋當分界，就打起乒乓球。大人們(men) 喜歡在那裏閑坐聊天，或是搬出桌椅，搓一台麻將。

　　“人上了年紀，最難受的就是離別了，無論是離開一個(ge) 地方，還是離開人。”何說。拆遷之前，鄰家的老太太總對他念叨：“以後我們(men) 兩(liang) 家人還是要住回同一幢樓。”

　　[杭州瑞豐(feng) 注冊(ce) 香港公司]但對政府部門而言，將居住在7幢大樓裏的居民集體(ti) 地就近安置，是件奢侈的事情。房委會(hui) 及其執行部門香港房屋署那時正緊緊盯著一個(ge) 倒數時間表——作為(wei) “整體(ti) 重建計劃”的最後一個(ge) 屋邨，牛頭角的重建工作應在2005/2006年度完成，而下邨二區的居民必須在2003/2004年度徹底遷出。

　　在這個(ge) 講求效率的城市裏，政府早已習(xi) 慣“如期完成任務”。

　　有什麽(me) 辦法，能讓官員不能不回答你的問題呢？

　　事實上，對推土機前的官民糾紛，香港政府早有應對機製。

　　當時，對每一個(ge) 納入“整體(ti) 重建計劃”的屋邨，民政部門都會(hui) 出資購買(mai) 一家民間機構的社工服務。社工搭建政府與(yu) 市民之間的橋梁，向居民傳(chuan) 播政府政策，同時協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見。負責牛頭角下邨二區重建工作的，是來自香港著名的民間機構——香港聖公會(hui) 福利協會(hui) 的社工朱淑芬。

　　2000年夏天，朱淑芬第一次來到牛頭角下邨，很快發現一群居民就像“盲頭蒼蠅”。在香港媒體(ti) 的報道中，牛頭角屋邨是一個(ge) “三多”社區，“老人多，窮苦人多，殘疾人多”。麵對拆遷，有意見的底層市民“完全不知如何入手”。

　　這位女社工拿起了大喇叭，每隔幾晚便在屋邨內(nei) 最熱鬧的走廊裏舉(ju) 行一場“谘詢會(hui) ”，介紹基本政策之餘(yu) ，她也認識了一群居民。很快，20多個(ge) 老住客便聚集在聖公會(hui) 設在下邨的辦事處裏，其中有何等老年人、李達旋等中年居民，還有不少家庭主婦。

　　街坊們(men) 開始一起討論如何爭(zheng) 取到就近安置。商討怎樣向政府表達意見時，大家爭(zheng) 得麵紅耳赤。

　　“我們(men) 必須平和一點，心平氣和地和官員談一談。”一個(ge) 居民說。

　　“你這樣人家不會(hui) 理睬你的呀，我們(men) 要多找些人，去叫口號，去吵一下！”另一個(ge) 居民卻主張要“激烈”。

　　朱淑芬這時便叫大家“停一停，想一想”。那時已有10年工作經驗的她參與(yu) 過好幾個(ge) 拆遷項目，對香港的政府架構了如指掌。她向居民分析說，那些出來接見市民的人，一般隻是政府部門裏的“蝦兵蟹將”，罵他們(men) 沒有一點好處，相反，要和他們(men) “擺道理”。

　　“我們(men) 要原邨安置，也不能這麽(me) 橫蠻，得先找一個(ge) 可以安置我們(men) 的地點。”在社工的引導下，李達旋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　　通過朱淑芬的聯係，2000年年底，香港規劃署接待了這群打算自己找新家的居民。這個(ge) 政府部門負有向市民公開土地規劃信息的責任，為(wei) 了遷就大家的下班時間，官員特意將見麵定在晚上8點。

　　在一間會(hui) 議室裏，規劃署的一名中層官員帶著手下的幾個(ge) 規劃師，與(yu) 十幾位居民圍坐在大圓桌旁，對著一疊資料，仔細地介紹牛頭角一帶的規劃情況，以及土地歸屬。在一張規劃圖上，居民們(men) 發現，牛頭角上邨拆遷之後，那塊土地仍然歸屬香港房委會(hui) ，並計劃在未來再度興(xing) 建公共房屋。

　　“這真的有了一線曙光！”未來的新家有了可能的落腳點，李達旋興(xing) 奮異常。

　　大家開始研究各種向政府反映意見的途徑，尋找官民之間的“中間人”。朱淑芬每天忙著聯係不同的政府部門、各派議員以及關(guan) 注公屋問題的民間組織。做營業(ye) 代表的李達旋時間最靈活，就忙著參加各種會(hui) 麵。

　　可最初，行動的效果並不好。李達旋常常被議員潑冷水，“不好意思，我45分鍾後還約了其他市民，你可以快點說嗎？”“政府為(wei) 什麽(me) 要給你們(men) 這塊地呢？社會(hui) 其他階層的人可能不同意啊！”

　　約見基層官員，聽到的又總是基本政策。“他們(men) 說來說去都是那一句，帶著我們(men) 遊花園，遊到暈了也沒有答案。”居民們(men) 那時都把官員叫作“錄音機”。

　　大家開始變得沮喪(sang) 。朱淑芬這時又試著引導：“他們(men) 不回答你們(men) 是正常的。我們(men) 不如想想，有什麽(me) 辦法，能讓官員不能不回答你的問題呢？”

　　李達旋認為(wei) ，爭(zheng) 取的東(dong) 西“實在很大”，“地就是資源，資源就是錢啊！如果我們(men) 沒有充分的理由，成功的機會(hui) 真的不大”。

　　說話向來慢吞吞的何這時也激動起來，在這位老人看來，他們(men) 跟政府談判，“最大的籌碼就是一群邨民”。

　　但怎樣反映上萬(wan) 名街坊的意見呢？“唯一的辦法就是挨家挨戶做調查問卷了。”

　　“全邨調查問卷”立即啟動。“每一戶都有權利和責任來表達意見！”他們(men) 強調。為(wei) 了把問卷分派到4500多戶人家，100多名居民行動起來。白天，老人家先把問卷派到每家每戶，年輕人下班回邨，再逐家逐戶回收問卷。

　　兩(liang) 個(ge) 月下來，收集到的問卷超過2500份，其中超過90%的住戶表示，希望集體(ti) 就近安置。“這好了，如果你不讓我們(men) 一起搬，我們(men) 就賴死不搬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