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邊在罵著大城市的種種病症,一邊向大城市集聚,大城市目前依然具有魔力。
2009年6月,零點研究谘詢集團發布了“中國城市和農(nong) 村居民流動意願調查”,其結論是:如果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,人們(men) 普遍表現出向大城市流動的意願。此次通過多階段隨機抽樣方式、針對3262名18周歲及以上常住居民的入戶訪問調查顯示,在城市和縣城受訪者中,近半數人(45.7%)首選居住地是北京、上海和廣州等一線城市。北京、上海和廣州的受訪者中有97%希望自己仍然居住在北京、上海和廣州。
“人才是往人才多的地方走的。”複旦大學產(chan) 業(ye) 發展研究中心主任、複旦大學就業(ye) 與(yu) 社會(hui) 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員陸銘在接受《第一財經(微博)日報》采訪時說,大城市不僅(jin) 有較高的承載力,同時因為(wei) 其“大”而更具規模經濟,更有利於(yu) 提高收入和找到工作,自然成為(wei) 勞動力流動的首選。
東(dong) 、中、西部發展不平衡,人們(men) 追求更好的生存環境;城市化進程中大量農(nong) 村富餘(yu) 勞動力不斷流入;資源往大城市集中,衛生、教育、科研、就業(ye) 等社會(hui) 公共服務大城市相對較好,這都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因。上海市人口與(yu) 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一部主任査波指出,大城市與(yu) 中小城市的差距並非短時間內(nei) 可消除或減少,大城市對人口的吸引力將長期存在。
年輕人往大城市跑,人往高處走,也是一個(ge) 國際趨勢。上海社會(hui) 科學院人口與(yu) 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周海旺告訴本報,即使是城市化率達到70%甚至更高的發達國家,還是有很多年輕人進入城市,城市發展的機會(hui) 比農(nong) 村多。比如日本東(dong) 京、大阪這樣的城市人口還在增長,而日本一些邊遠農(nong) 村則在衰落甚至有消亡跡象。周海旺三年前曾去日本一些農(nong) 村考察,日本當地政府也采取措施增加農(nong) 村投資,改善基礎設施,搞新農(nong) 村建設,希望留住年輕人,但一樣人流稀少,剩下一些老年人。
大城市人口增長是否必然會(hui) 帶來“大城市病”?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尹稚看來,北京擁堵一個(ge) 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北京主城區承載的功能太多,可以數出二三十個(ge) 功能來。他認為(wei) ,北京最核心的是要職能疏解,一方麵從(cong) 大區域的發展上加強和天津、河北省的聯動,使得功能向更大的區域擴散;另外一方麵就是北京市市域範圍內(nei) 要促進中心城的職能逐步向新城擴散,這兩(liang) 個(ge) 中心問題不解決(jue) ,北京中心城的擁堵問題實際上很難有大的緩解。
談到交通擁堵和環境汙染等“大城市病”,陸銘指出,擁擠和規模之間不是簡單的正相關(guan) 關(guan) 係。城市規模大,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可以被分攤掉,這就是規模經濟。像今天上海這樣的地鐵密度,未來人們(men) 進市中心就乘地鐵。當人們(men) 減少對於(yu) 汽車的依賴時,擁擠的問題實際上是可以緩解的。在東(dong) 京、巴黎這樣的城市,生活或工作在市中心的人很少開車。
日本東(dong) 京有3000多萬(wan) 人,也曾經出現中心城區圈擁堵問題,但現在交通解決(jue) 得比上海好。周海旺認為(wei) ,政府增加公共交通投入,搞好管理,有些“大城市病”可以避免,比如香港中心區人口密度很高,但公交車很準時,這跟城市管理水平有關(guan) 係。
尹稚認為(wei) ,大城市並不可怕,但是一個(ge) 發育不良的大城市很可怕,大城市按照一種合理的交通模式和土地利用結構來增長,很多問題不會(hui) 到一個(ge) 完全無法解決(jue) 的程度,但是如果對城市職能結構、交通出行結構、土地利用結構不做適當的政策引導,采用放任增長、自由增長的模式就很可怕,那可能1000萬(wan) 人就會(hui) 出事,2000萬(wan) 人就無法收拾。
尹稚認為(wei) ,如果城市對其功能結構有所取舍,不是麵麵俱到,在土地利用結構上比較注意產(chan) 業(ye) 和居住間的植入平衡,在交通出行結構上能夠很好引導公共交通和私家車的出行比例,並且在城市出行中形成日常出行短程化這種比較合理的出行模式,人口增到3000萬(wan) 可能矛盾也沒有那麽(me) 尖銳。尹稚說,這是北京市應該抓緊時間要做的工作。
北京汽車保有量已經達到470萬(wan) 輛,尹稚表示,采用一種放任的增長模式肯定是有問題的,從(cong) 國際經驗上看,北京已經錯過了壓製小汽車發展、優(you) 先公交發展的最佳時機,一旦形成一種消費模式、行為(wei) 習(xi) 慣,再改過來要很長的時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