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國“十二五”發展的主線。在“2011中國發展高層論壇”上,多位國際知名學者建言中國“十二五”發展。
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·斯蒂格利茨認為(wei) ,中國的發展極大地受益於(yu) 全球化過程,但過去成功的經濟模式並不一定適用於(yu) 未來。同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邁克爾·斯彭斯認為(wei) 中國引領新興(xing) 市場經濟體(ti) 很快走出了經濟危機,新興(xing) 經濟體(ti) 的經濟總量和內(nei) 部之間的相互貿易量改變了全球需求模式,新興(xing) 經濟體(ti) 未來的增長是可持續的。
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英德拉瓦蒂認為(wei) ,全球金融危機和政府的政策,減緩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,中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,就必須進行前瞻性改革。倫(lun) 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·斯特恩表示,中國要在提高消費比例的同時維持經濟增長,應力求提高資本效率,同時降低投資率,而大力提高能效會(hui) 顯著地改善資本效率和排放強度。
斯蒂格利茨:中國要意識到市場的限製
“十二五”規劃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延續,是“摸著石頭過河”跨出的又一步。在過去的三十年裏,中國經濟增長令人矚目,中國的發展極大受益於(yu) 全球化過程,但過去成功的經濟模式並不一定適用於(yu) 將來。
中國處在一個(ge) 向市場經濟的持續轉型過程中,中國需要意識到市場實際上有很多的限製,中國需要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社會(hui) 保障,政府必須發揮更重要的作用,做一些與(yu) 二三十年之前不同的做法。例如在提供教育和醫療健康保險的機會(hui) 方麵,不能夠完全依靠地方的財政,同時需要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來解決(jue) 這一問題。
中國必須從(cong) 出口帶動型增長方式轉向國內(nei) 需求拉動的增長方式,要實現該戰略,增加消費是重要因素之一。中國需要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,改善金融市場,重點放在借貸而非投機或交易上,調整經濟結構,重建經濟平衡,增加政府對衛生、教育、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投入,樹立以發展為(wei) 導向的知識產(chan) 權體(ti) 製。
中國的市場和很多其他的市場經濟不一樣,中國的儲(chu) 蓄不是問題,真正的關(guan) 注應是建立一個(ge) 所謂累進的、漸進的稅製,而不是一個(ge) 逆轉的或者是相反方向的方式進行收稅。
在對外經濟方麵,中國要將增加海外投資作為(wei) 整體(ti) 經濟戰略的一部分,進入市場、獲取科技和技術,保證資源供給,增加對外援助,參與(yu) 全球治理的新模式。世界的問題不是儲(chu) 蓄過剩,這種指控企圖轉移全球對美國金融市場資本配置不當的職責。世界迫切需要投資來修補全球經濟,以改善氣候變化,促進發展。如果所有國家都效仿美國的消費方式,那麽(me) 整個(ge) 地球都會(hui) 被毀滅,美國需要糾正這種碳排放量過高的消費行為(wei) ,現今中國還有機會(hui) 避免走這條高碳排放量的道路。
斯彭斯:新興(xing) 市場經濟體(ti) 高速增長可持續
中國的宏觀經濟狀況還是非常積極的,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風險,有一些來自於(yu) 內(nei) 部的壓力,比如說危機後的高速增長和複蘇努力有關(guan) ,另外也跟外部的環境有關(guan) ,尤其是與(yu) 發達國家的狀況相關(guan) 。實際上中國現在生產(chan) 率不斷的提高,實際工資和產(chan) 出複蘇迅速,同時,我們(men) 也看到了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斷提高,這些實際上是中國未來能夠順利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(guan) 鍵因素。
當然,中國在價(jia) 格管理,也就是控製資產(chan) 泡沫和通脹問題上麵臨(lin) 很大挑戰,但我認為(wei) 它是可以控製的。我們(men) 並沒有一個(ge) 既定的模型,可以解釋中國金融係統中的內(nei) 在風險是什麽(me) ,這就需要監管部門和所有相關(guan) 參與(yu) 者能進行一些防禦性的及時回應,時刻保持警惕和謹慎的態度。
全球環境方麵,中國帶領印度、巴西等國組成了新興(xing) 市場,並很快從(cong) 危機中走出來,但有人懷疑這些國家的增長是否可持續。我認為(wei) 可以給出一個(ge) 積極、正麵的回答,因為(wei) 新興(xing) 市場國家的經濟總量和他們(men) 內(nei) 部之間的相互貿易量,實際上帶來了整個(ge) 需求模式的變化,同時在供應方麵有很大的獨立性,在未來十年至少能保持這樣一個(ge) 增長的態勢。我想未來新興(xing) 經濟體(ti) 繼續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不是一種奢望。
全球宏觀經濟和金融體(ti) 係實際上受到了美國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影響,尤其是對於(yu)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(xing) 經濟體(ti) 來說,資本流入可能帶來了問題,加大了商品價(jia) 格和通脹方麵的壓力。
目前全球投資率出現了過去半個(ge) 世紀以來非常大的下滑趨勢,尤其是在發達經濟體(ti) ,他們(men) 的投資率相比發展中國家和新興(xing) 經濟體(ti) 來說要低得多,也就是說未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(xing) 經濟體(ti) 要舉(ju) 起大旗了。發展中國家和新興(xing) 經濟體(ti) 未來可能要增加20%的投資率,否則的話,全球可能就會(hui) 出現這種資本短缺而不是資本泛濫,這對於(yu) 企業(ye) 和政府來說至關(guan) 重要。
英德拉瓦蒂:要實行前瞻性改革
過去15年,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、工業(ye) 和出口拉動。2010年投資預計約占GDP的49%,這一比例超過其他任何的主要經濟體(ti) 。第二產(chan) 業(ye) 對於(yu) 中國GDP的貢獻率達到了47%,生產(chan) 結構嚴(yan) 重偏向於(yu) 工業(ye) 。此外,中國所麵臨(lin) 的挑戰也很獨特,許多發展中國家所討論的問題是進展的步伐太小、太慢,而中國所關(guan) 注的則是步伐太大、太快。
總體(ti) 而言,中國傳(chuan) 統的增長方式使供給和需求保持同步增長,甚至超過需求增長,其結果是中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,並沒有遇到其他新興(xing) 經濟體(ti) 所麵臨(lin) 的問題。實際上是從(cong) “十一五”規劃編製之時開始,政策製定者就已經意識到,這種增長方式盡管帶來了令人矚目的成就,但同時也產(chan) 生了不平衡的問題。轉變增長方式,更多地發揮服務業(ye) 和消費的作用,而不是強調工業(ye) 和投資是經濟發展的核心支柱,這是正確的。
但是,全球金融危機的突然衝(chong) 擊以及政府采取幹預政策,刺激經濟的必要性,使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放緩了。中國近期的GDP和生產(chan) 率快速增長,得益於(yu) 政府不斷大膽地推行或者是推動改革開放和必要的公共投資。未來繼續取得成功,則需要實施新的改革,建立有利於(yu) 創新和產(chan) 業(ye) 升級的商業(ye) 環境。
要實現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,首先要實行前瞻性改革,將資源導向在新環境下需要擴大的部門、經濟活動和領域,即改善私營部門、服務型企業(ye) 、小企業(ye) 和農(nong) 村地區的融資機會(hui) ,取消對土地、資本、能源及其他資源工業(ye) 投資品的補貼,實行匯率升值,進一步擴大國有企業(ye) 的分紅規模,改善資本配置。
其次,引入改革措施,促進永久性城鎮化發展,進一步放寬戶籍製度,改革土地製度,改革政府間的財政關(guan) 係,給城市、給市一級的政府提供資源和激勵機製,使流動人口享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。
斯特恩:提高資本效率是低碳經濟抓手
中國“十二五”規劃確定了中國發展的兩(liang) 個(ge) 主要目標:提高消費比重和向低碳低汙染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。我覺得需要關(guan) 注兩(liang) 個(ge) 指標,即增量資本產(chan) 出率(ICOR)和溫室氣體(ti) 排放與(yu) 產(chan) 出之間的關(guan) 係。
中國經濟增長迅速,儲(chu) 蓄率或者說投資率高。經濟學理論表明增長率相當於(yu) 投資率除以ICOR的結果。因此,中國要在提高消費比例的同時維持經濟增長,即應力求提高資本效率,同時降低投資率。
中國可以通過以下途徑降低ICOR,轉向資本要求較低的產(chan) 業(ye) ,提高每個(ge) 產(chan) 業(ye) 的資本利用效率和生產(chan) 效率,在各行業(ye) 之間更加高效地分配資源,提高技術水平和就業(ye) 。中國的ICOR一直處於(yu) 3~4這個(ge) 區間,而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平均ICOR在2~3之間浮動。中國可以在今後20年裏提高服務業(ye) 在經濟中的占比來降低ICOR值。
我們(men) 做過一些粗略的例證式假設,如果到2030年,中國的結構調整實現最佳效果,中國的ICOR將從(cong) 現在的3.5左右拉低到2.5左右,這樣中國的投資率就可以從(cong) 當前的40%左右下降到30%左右。與(yu) 此同時,中國可以提高能效,重點發展排放較低的服務業(ye) ,以達到降低碳排放增長速度的目標。“十二五”規劃將經濟增長的目標確定為(wei) 7%,這有利於(yu) 繼續拉高消費比重,增加各種形式的投資(如人力資本),以推動中國向低碳經濟的過渡。
碳價(jia) 、大力支持相關(guan) 研究、製定和布置減排方案,可以協力對中國的變革產(chan) 生強大的激勵作用。我建議以非常低的碳價(jia) 來對煤炭征稅,這種碳價(jia) 會(hui) 激勵人們(men) 采用煤炭以外的能源,並且提高煤炭的使用效率。大力提高能效會(hui) 顯著地改善資本效率或者說ICOR和排放強度,因此,在“十二五”規劃中強調提高能效是同時實現這兩(liang) 個(ge) 目標的關(guan) 鍵因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