勞動力沒有導致成本上升

3月5日，“十二五”規劃綱要草案公布，到2015年，城鎮化率由現在的47.5%提高到51.5%。

另外，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稱，要“因地製宜，分步推進，把有穩定勞動關(guan) 係並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的農(nong) 民工，逐步轉為(wei) 城鎮居民。”

3月3日開始的2011年全國“兩(liang) 會(hui) ”上，針對我國多地用工荒的討論不絕於(yu) 耳，這個(ge) 自2003年開始就已出現的現象，魔咒般地持續了8年多的時間。用工荒現象是否意味著劉易斯拐點已至？早在4年前，全國人大常委會(hui) 委員、中國社會(hui) 科學院人口研究所蔡昉認為(wei) ，這個(ge) 拐點已經到來。3月4日，蔡昉在接受《每日經濟新聞(微博)》記者專(zhuan) 訪時仍堅持這一觀點。而全國人大常委會(hui) 委員、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認為(wei) ，從(cong) 局部用工荒到如今的全麵用工荒，表明中國經濟已經臨(lin) 近劉易斯拐點。

勞動力稀缺導致的成本上升，正在倒逼中國經濟發展走上“轉型”之路。

3月5日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，要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，推動經濟盡快走上內(nei) 生增長、創新驅動的軌道。

“拐點”來了嗎？

廣東(dong) 缺口100萬(wan) 、安徽缺口25萬(wan) 、山東(dong) 缺口20萬(wan) ……2011年開始不久，從(cong) 東(dong) 南沿海直至中西部，用工缺口連環出現。

這場發生在春天裏的用工荒，使得各地上演“搶人大戰”。與(yu) 往年不同，中西部地區也在勞動力的緊張中，開始了一場與(yu) 東(dong) 部製造業(ye) 重地“留人”的角力。

根據公開資料，2011年春節後中國整體(ti) 用工缺口在10%到20%，最低工資上調成為(wei) 各地競相爭(zheng) 奪勞動力的必要之舉(ju) 。

似乎在一夜之間，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結束，以往給予經濟發展以極大便利的人口紅利優(you) 勢漸漸式微。

蔡昉認為(wei) ，現在出現的這種勞動力短缺，以及農(nong) 民工工資連續數年時間的增長，都說明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。

3月4日，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對外稱，原以為(wei) 再過5年劉易斯拐點也不會(hui) 到來，但沿海的用工缺口告誡我們(men) ，這一拐點可能提前到來。

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(jia) 中心主任劉煜輝(微博告訴 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，判斷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，應該站在兩(liang) 個(ge) 角度判斷：勞力結構和工資變化。劉煜輝說，現在許多人都是站在工資變化的角度來認定劉易斯拐點的到來，確實從(cong) 2006年開始，勞動力工資上漲很快；但就人口結構而言，在2015年人口才能出現“零增長”。

用工緊缺的狀態，增強了農(nong) 民工用腳投票的可能性，各地的工資出現普遍性上調，我國東(dong) 西部企業(ye) 用工的工資待遇差距正在縮小。因此權衡之後，農(nong) 民工更願意選擇臨(lin) 近就業(ye) ，整體(ti) 轉移的速率和頻次本能放緩。根據日本、韓國等國的發展曆程，可以看出在第一產(chan) 業(ye) 比重沒有降至5%，第一產(chan) 業(ye) 勞動力就業(ye) 比重未下降至10%之前，農(nong) 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快速轉移並未停止。

而當下的中國經濟結構中，第一產(chan) 業(ye)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(wei) 10%，這一產(chan) 業(ye) 所占的就業(ye) 比重高達39%。

因此，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誌剛認為(wei) ，中國大量的勞動力轉移仍舊存在，劉易斯拐點並未到來，在來之前，中國還存在一個(ge) 勞動力轉移的製度拐點。意即橫亙(gen) 在2億(yi) 多農(nong) 民工眼前的還有戶籍、土地、住房、醫療以及社會(hui) 保障係統的不同程度製約，阻礙了轉移。

持類似意見的還有河南省省長郭庚茂，3月6日，這位勞動力輸出大省的省長對外指出，“出現用工荒就說中國已經麵臨(lin) 劉易斯拐點是個(ge) 誤區，根源在於(yu) 勞動力技能結構的問題。”

“荒”在結構性

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(guan) 係究竟如何？普遍觀點認為(wei) ，仍然處在供大於(yu) 求的狀態。

中國勞動學會(hui) 副會(hui) 長蘇海南認為(wei) ，目前我國每年新增2000多萬(wan) 人需要就業(ye) ，而我國新增的就業(ye) 崗位遠少於(yu) 此。

3月6日，蘇海南在接受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采訪時指出，現在隻是結構性的用工荒，勞動力並非出現整體(ti) 短缺，中國正在臨(lin) 近劉易斯拐點。

“這與(yu) 這些年產(chan) 業(ye) 結構和產(chan) 品結構的變化和調整、經濟布局的變化和調整、收入分配比較利益關(guan) 係的變化，以及農(nong) 民工的人員構成發生變化等因素有密切關(guan) 聯。”蘇說。

劉煜輝也表示這種“荒”的確出在結構上麵，如今農(nong) 村剩下的更多是老幼婦孺，適齡的勞動人口進入工業(ye) 部門，但種種因素導致他們(men) 不能成為(wei) 城市居民。

另外的現實是，35歲以下的勞動力供不應求，而這個(ge) 年齡以上的大批勞動力，“反而找不到工作，並沒有實現充分就業(ye) 。”劉說。

根據此前深圳市的調查，八成以上的勞動崗位要求年齡在35歲以下。全國總工會(hui) 新生代農(nong) 民工課題組的研究也表明，如今農(nong) 民工的平均年齡在28歲左右。

加之產(chan) 業(ye) 轉型和產(chan) 業(ye) 結構升級，企業(ye) 對於(yu) 人力資源的需求發生改變，擁有技術專(zhuan) 長的勞動力被熱捧。盡管這一群體(ti) “質”優(you) ，但是“量”少，招工難的現象還在持續。

譬如，廣東(dong) 省總工會(hui) 主席鄧維龍指出，廣東(dong) 結構性用工短缺的狀況是：大企業(ye) 不缺，中小企業(ye) 缺；普工不缺，高級技工缺；長期穩定的工不缺，季節性的缺。

此外，劉煜輝通過研究發現，中國有效勞動力供給的增長是非常緩慢的，甚至會(hui) 在一定程度上出現負增長。即在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生產(chan) 方式中形成的勞動力，不能滿足現在勞動力的需求。

蔡昉告訴 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，在2015年，16~64歲的勞動力將停止增長，在2004年到2011年間，其增量以每年13.6%的速度減少。

基於(yu) 此，預計人口紅利在2015年消失，劉易斯拐點或才真正到來。而現在出現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上漲，隻是結構性用工短缺的一種表現。

劉煜輝認為(wei) ，在人口結構之外，造成用工短缺還有一個(ge) 原因是，“這些年貨幣的超量效應，使得土地和房產(chan) 出現泡沫，這讓城市的生活和經濟成本大幅提高。”

這種情況，對勞動力形成了一種“擠出”，從(cong) 而吞噬著中國人口紅利。

紓解“用工荒”

如何延長中國的人口紅利？劉煜輝建議，應該將40歲以上的勞動力繼續納入整體(ti) 就業(ye) 市場。

他認為(wei) ，國外的服務行業(ye) 裏麵，40歲以上的勞動力比比皆是。而中國目前的勞動力構成還是傾(qing) 向於(yu) 青壯年。

在如何紓解周期性出現的用工荒方麵，蘇海南提出兩(liang) 種解決(jue) 的辦法:一是用工方要合理提高勞動者工資待遇，增加就業(ye) 吸引力；另一方麵，企業(ye) 要考慮產(chan) 業(ye) 產(chan) 品的更新換代或升級，政府也要考慮產(chan) 業(ye) 布局的調整轉移。

蘇海南認為(wei) ，還應加快城鄉(xiang) 統籌，加快打破城鄉(xiang) 分割管理，讓農(nong) 民工能夠在城鎮就業(ye) 中比較順利地融入城鎮，消除農(nong) 民工候鳥式心態。

他認為(wei) ，政府給予企業(ye) 的扶持必不可少，“如果企業(ye) 在短時期內(nei) 難以轉型，卻又有利於(yu) 解決(jue) 就業(ye) 問題，政府就應進一步加大對其稅費減免力度。”

黃奇帆指出，解決(jue) 用工荒，根本出路在於(yu) 農(nong) 民工的戶籍製度改革。重慶市的做法是，“第一，凡在重慶主城落戶、工作的農(nong) 民工，三五年我們(men) 就讓他有戶籍；第二，不管你有沒有戶籍，你還沒落戶時我就有公租房給你住，你有了戶籍當然更有住房給你住，這樣就使農(nong) 民工有了很好的生活環境。”